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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牙手戳
//heihe.dbw.cn  2020-10-09 10:16:42

  我想透过迷蒙苍茫的岁月,窥探一下深藏在父亲心里的那个秘密。但消失了的事物是无法放大的,上面的一行行文字,横竖撇捺,支离破碎,如刻在甲骨上的契文,已无从考辨。

  父亲有一枚象牙手戳,它比一般名章要大出许多。它质地细腻,有细小波纹,呈淡黄色,握在手里,沉甸甸的,尤其那种油润感,让人觉得那头大象本就不曾死去,那不再呼吸的生命仍蕴在这小小长方体中,即便跨越了百年时空,仍旧泌脂自泽,拒绝枯朽。

  手戳上最初并非父亲的名字,父亲的名字是后来刻上去的,这才真正意义上成了父亲的手戳。但它毕竟出自民国,甚至来自于历史更深处,就其资历,也算是一件“古董”了。也正是它,曾让父亲窃窃得意过,也曾让父亲惴惴不安过。

  我父母是山东齐河县支边青年,1959年夏,来到黑龙江畔的萝北农场二分场,也就是现在的延军农场。那时,生活工作条件非常艰苦,住的是低矮潮湿的“马架子”,室外是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,室内隔夜的洗脸水都会结一层厚冰。工资很低,每月二十多元,除去伙食费,到手的也就十几块钱。好在一日三餐,顿顿都能填饱肚子,在那个年代,这可不是一般的福分了。

  但由于条件艰苦,许多人思想浮动,有的很快便偷偷跑回原籍。邻村同来的张少龙,头脑灵活,能说会道,消息也灵通,鬼点子特多。次年四月的一天,他和老乡张迎旭来找父亲,说伊春那边的林场工资高,待遇好,咱背井离乡出来为个啥,图的还不是多挣俩钱嘛,不如去那里找工作。仨人一拍即合,一通谋划后,聊做准备,便带着母亲,一行四人趁着风高月黑,偷偷离开了二分场。林场条件的确好多了,每月能挣八九十元,食堂主食多样,有馒头、煎饼和米饭等,只是价格不同,而且定量。年轻人饭量本来就大,何况从事的又是采伐、肩杠归楞或踩跳装车等重体力劳动,很多人不够吃,虽然手里有钱,但各种食品都凭票供应,饥肠辘辘便成常态。

  这年农历八月十七,我就在那片原始森林里出生了。坐月子总该吃鸡蛋的,但想多买些无异于登天。要说还是张少龙鬼机灵,他知道父亲有一个大手戳,便出主意说,咱就自己写个买鸡蛋条子,把你那手戳盖上,那可是“官印”,说不定就好使呢。果不出所料,售货员看着大大的戳印,不知那“王庆元印”什么来头,又不好多问,思忖良久,还是卖给了父亲几斤鸡蛋。父亲后来每每讲起这个笑话,不免津津乐道,洋溢出一脸既朴拙又狡黠的得意。而我却始终觉得,那不过是两个色彩迥异且错乱更迭的时空所碰撞出的一个黑色幽默。从那时起,父亲才对那枚手戳倍感珍惜了。而我的出生,不仅给家庭带来了欢乐,更重要的是给父母每月平添了一个人口粮,但我们没饿过肚子。

  张少龙他们却不同,每天仍处在吃不饱状态。后来终于熬不住了,他约了张迎旭来跟父亲说,咱在老家饿怕了,填饱肚子才是根本,在这里挣钱多又管屁用,还不是饿肚子,就这点,咱说啥也要回二分场!父亲耳根子软,脸面薄,尽管母亲对如此折腾很是抵触,但父亲考虑他们的话不无道理,又是同乡同车皮的“闯关东”,最后,还是一同返回了农场。

  “文革”时期,常看到父亲拿着那枚手戳在炕沿上磨来蹭去。后来才知道,他是在磨上面的刻画和文字。在那个年代,一件事,一句话都可能招来不测之祸,更何况这手戳又有一个犯忌的背景。原来,手戳是受人赠送之物,赠者就是老家的王庆元。

  我老家是山东齐河的生金王村,我六七岁时曾随母亲在此生活了一年多。村前有一池塘,村人称其为“湾”,水面足有五十余亩。湾的三面长满了芦苇和柳树,只有北侧,可能人们总来洗衣牧鸭弄水等缘故,才有了开阔平坦的滩地。据本家二爷讲,生金王的风水运势,就盛蓄在这湾里。他还说,生金王原来叫冯王村,他的曾祖父是村里大户人家,不仅有田有作坊,还养了九头水牛。有一天,家里放牛的长工发现,九头水牛每下到湾里便多出一头,开始还以为自己看花了眼,但连续多日无论怎么数,都是十头。于是,他想出了一个主意,在水牛下水前,给牛角都系上一根红布条,等九头牛全都进到湾里,便自会认出那第十头牛来。他端着那把看家护院的土枪,刚把水牛赶下水,果然就发现了那头没系红布条的第十头水牛。他瞄准了它, “砰”地一枪,却见那水牛腾空而起,拖着一道金光奔向了天空。只是在它腾空那一瞬间,在湾沿儿上排下了一大坨牛粪,但很快就变成了一块石头。后来,村妇们来到湾边,便以石头为凳,坐在上面洗衣服;孩子们则在石头上踩来跳去,尽情玩耍。直到有一天,村里来了一个外乡人,他说这村可是块风水宝地,便将村子各处细细走遍。最后来到湾边时,眼前一亮,发现了那块石头,说:这不明明是一块金子吗,你们却并不识得。一边说,一边把那硕大的金疙瘩紧紧抱在了怀里。临走前,他在村口立了一块石碑,上面刻着:生金王村。

  二爷还讲,生金王的风水运势还在于它的布局架构上。村子前后各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大道,而村中又有两条南北走向的巷道,两横两纵,呈一“井”字,从高处俯视,就像一个气派十足的官轿。传说自不可信,但生金王村出了不少人才确是事实。我不知道在族谱中是否有几顶顶戴花翎,但听父亲讲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做到厅局级以上干部的就不下七八人,县处级的,则更多。

  当然,王庆元则是另一回事了。他的父辈家境还算殷实,从小受到良好教育,人又天资聪颖,勤奋好学,后来自然就考取了大学,再后来就成长为民国总统府的一名官员,济南解放时他正滞留于此。因为他只是一名文职官员,并无劣迹,所以,党的政策对他来说真的很宽松很优越:可以留下来,在新的人民政府里工作;也可以回老家原籍去务农,开始新的生活。也许他当时对党的政策理解不透,心存顾虑;也许他思想冥顽不化,仍对他的党国耿耿于怀;也许对宦海沉浮或政治烟云已身心疲惫,总之,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后者,成为一名地道的农民。他的岁数比父亲要年长许多,但论辈分,他却称父亲为四叔,且未出五服,还算很近。因为他从小在外求学,成人后在外做事,很少回来,老家人与他之间都已陌生,谈不上多少感情,更没什么恩怨。可他的政治背景,则是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压在背上,让他始终直不起腰杆儿,总是低着头走路。但他与我父亲却很合得来,好像只有在他这位四叔面前,那颗郁结的心才得以舒展。父亲支边临行前,他对父亲说,你就要去东北了,也不知咱爷俩何时才能再见面,我也没什么像样的东西送你,倒是我的这枚手戳是象牙料子的,送你留个念想儿吧!

  那场洪流汹涌而至时,王庆元的噩梦也就开始了。公社里时常把他招去,要他老实交代问题。从此,他整天提心吊胆,惶惶不可终日,如果谁叫一声“王庆元”,他都会浑身一哆嗦,好像那根紧绷的神经被谁坚硬的手指猛的拨弄了一下。接下来就是一场场无休无止的批斗会,身上常常青一块紫一块。各种精神上的羞辱对他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来说,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。只见他脖子上用一根细铁丝挂着一块木牌子,左手提一铜锣,右手挥一木槌,每敲一下,便要高呼一声“打到反革命王庆元!”其实,身后偶尔有几个孩子哄闹外,并无他人值守,就他一个人走东巷进西巷,一边敲,一边喊,从日出到日落。

  他最终还是挺不过了,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,投入了静静的湾里……

  1969年,我随母亲回到了农场。有一天,我偶然发现那枚手戳上的“王庆元印”四个字没了,就像王庆元的魂魄一样消失的无影无踪,这让我联想到箱柜里防蛀的臭球,不知不觉中就挥发了。臭球是有毒的,对人体有害,可致人病,但王庆元是否如此我却说不清楚。再后来,那手戳上就出现了父亲的名字。其实,改刻了父亲的名字,也再没派上什么用场,因为戳子规格太大,反倒不实用。但从那以后,父亲再没把它磨来蹭去,可能他已确认,那些令人忐忑的历史痕迹,消磨得已经达到安全指数了吧。

 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天,忽然想起那枚手戳来,我便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起来,我想透过迷蒙苍茫的岁月,窥探一下深藏在父亲心里的那个秘密。但消失了的事物是无法放大的,上面的一行行文字,横竖撇捺,支离破碎,如刻在甲骨上的契文,已无从考辨。直到今天,我都在揣测,手戳上到底刻的是一首风花雪月的古诗呢,还是几句有关人生的至理谶言,或者其他的什么?无从知晓。倒是那上面的刻画,崖危石兀,松老水瘦,若隐若现。也许是放大镜的光学作用吧,让我看得模糊不清;也许,这方寸江山原本就笼罩在一片云烟之中……

 
作者:王征雁 来源:黑河日报 编辑:吴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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